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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带着我们“马上就办”(新思想从实践中产生系列报道之六·福建福州篇)

时间:2018-09-25 信息来源:四川新闻网

 福州福马公路马尾隧道西入口,青山如黛。漫山的相思树下,红色大字组成的巨型标语牌格外醒目——“马尾的事,特事特办,马上就办”。

  短短12字,生命力却历经近30年不衰……

  在1991年2月20日的福州市委工作会议上,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向全市干部明确提出,“要大力提倡‘马上就办’的工作精神,讲求工作时效,提高办事效率,使少讲空话、狠抓落实在全市进一步形成风气、形成习惯、形成规矩。”

  从那时起,“马上就办”在榕城蔚然成风,成为全体党员干部践行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

  金能筹(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福州市市长):

  他提倡今日事今日毕

  1990年4月,习近平同志离开闽东山区,主政省会福州。作为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当时福州不但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办事效率也难如人意。

  “经过一番调研,习近平同志决定把改变干部作风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福州市市长金能筹回忆,在“硬环境”较难短时间改变的情况下,习近平同志下决心优先提升“软环境”。

  “在一次市委机关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我们要办的事很多,要为改革开放提供一个良好的软环境,这就需要提倡一种满负荷的精神,反对拖拉扯皮和人浮于事,提高办事效率,做到今日事今日毕。”金能筹说。

  1991年1月14日,《福州晚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我们也需要一本“市民办事指南”》,反映了群众对提高机关服务水平的呼声。对于这篇位置并不显眼的文章,习近平同志十分重视,当即指示市委政研室立即着手准备编写“市民办事指南”,并第一时间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向群众反馈,前后只用了50个小时。

  “通过这样一件小事,人们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信号。”金能筹说。

  1991年2月23日,就在市委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马上就办”之后第三天,习近平同志带领福州市有关负责人到马尾,参加省委、省政府召开的福州开发区现场办公会。为呼应上午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支持开发区进一步加快发展的意见,当天中午,习近平同志顾不上休息,当场召集福州市有关部门,研究起草福州市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要求的12条配套举措。

  时任马尾区委办公室科员王峪清晰记得,习近平同志当时特别强调:“要抓住那些急需解决又有能力解决的事进行研究,并且本着‘马上就办’的精神,组织实施。”

  省里放给开发区的权,市里绝不设卡;市政府每月到开发区现场办公一次;市各主管部门简化审批程序,一揽子解决问题;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开发区,帮助开发区及投资者排忧解难……12条配套举措的出台,直接催生了首问责任制、办事限时制、红灯呈报制等制度。

  “‘马上就办’抓准了福州改善开放软环境的要害,让勤政廉政、狠抓落实的精神在全市领导干部中落地生根。”金能筹说,“马上就办”不仅在当时为开发区发展注入了动力,对今天的政府管理创新、职能转变,也是非常有益的实践和探索。

  郭永灿(时任福州市委办公厅副主任):

  他亲自抓督查落实

  “‘马上就办’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它源于习近平同志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也是问题导向下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执政理念。”时任福州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郭永灿说。

  郭永灿回忆,习近平同志到任福州后,曾在多个场合叮嘱各级领导干部:“我们是人民的公仆,不是主人,不能当官做老爷,摆架子。人民群众的事再小也是大事,党和政府就是要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

  在理念深入人心的同时,习近平同志逐步探索“马上就办”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的运行机制。

  在1991年底召开的一次福州市委机关会议上,习近平同志提出,“马上就办”的关键,是要抓好督查工作,只有督促检查,才能真抓实干,否则就是“稻草人”。

  “讲到这里,他放开稿子,又发自肺腑地说,我个人有个习惯,就是不说则已,说了就要过问到底,否则说的话就是废话,不如不说。不要去浪费别人的时间,浪费自己的脑细胞。既然想到这件事,提出这件事,就要办成这件事,办好这件事。”郭永灿回忆说。

  为做好督查工作,习近平同志亲自抓市委重大事项的督查落实,并建立起三项督查制度:一是下基层调研督查制度,要求市县两级党政领导,每年至少有1/3的时间深入基层调研;二是分工督查制度,对谁负责什么进行制表立项,督查到底;三是定期督查制度,要求相关部门每季度对重要部署、重大项目进行一次检查。

  “践行‘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习近平同志亲力亲为。”1993年3月,习近平同志带领有外商参加的考察团赴河北“内联外引”,洽谈合作。

  “他把当地和外商反映的每一个问题都记得很仔细。整整一周的时间,白天考察洽谈,当晚就开会研究,安排分工落实,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凌晨一两点。”郭永灿说。

  胡孝辉(时任福州市政府办公厅外经处副处长):

  他推动实行“一栋楼”审批

  招商引资,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福州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就在习近平同志到任不久,当时分管外经贸的副市长龚雄,把一张1米多长、盖了130多个公章的宣纸带到了市委常委会上。

  “龚雄做了调研,那时外商投资设厂,走完从合同章程审批,到工商、税务、海关、商检登记,再到建设程序审批等一系列流程,需要数月甚至一年以上。开放意识不够,机制流程冗长,这件事给了习近平同志很大触动。”时任福州市政府办公厅外经处副处长胡孝辉说。

  1991年3月,在融侨工业区现场办公会上,习近平同志针对福州在招商引资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首次提出要采取“一栋楼”办公和有关部门委托代理、上门服务等办法,减少图章和公章旅行。随后,福州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开始在福州温泉大饭店运行。

  “一栋楼”具体怎样做?习近平同志拿出了“规划图”。

  当年8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外商投资座谈会上提出,一栋楼实行“一个中心、一条龙”的管理模式,侧重于发挥联合办公、联合招商、联合审批、一个窗口对外、跟踪服务等功能。

  8月24日,习近平同志再次在福州市委六届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继续加强和完善外经“一栋楼”的功能,积极探索按“六个牵头单位、七道环节、一栋楼统一对外”的新程序办事,减少环节,提高办事效率,为外商投资提供优质服务。

  胡孝辉说:“外经‘一栋楼’集结了全市20多个政府部门和社会服务单位,外商可以一口气办完营业执照、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一系列手续,再也不用满城跑了。随着外商投资项目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入驻‘一栋楼’的部门也越来越齐全。”

  “当时,市里成立了外经工作领导小组,习近平同志亲自任组长。他还经常到温泉大饭店去指导工作。”胡孝辉回忆,习近平同志还倡导在市委礼堂举行每月一次的外商投资接待日活动,推动形成了定期现场办公解决企业问题的新机制。

  1994年6月,习近平同志召集40多家台资企业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在福兴投资开发区召开台商现场办公会。“会上,他明确提出,要定期不定期地召集座谈会听取意见,也要召开像今天这样的现场办公会解决实际问题。”

  投资环境的明显改善,推动了福州经济快速发展。从1990年到1995年,福州市GDP从100亿元攀升至400亿元人民币,增长率远超同期全国平均水平。

  陈永辉(时任福州市台江区苍霞街道党工委书记):

  他要求干部急群众之所急

  “‘马上就办’是一种鞭策。”1999年,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不缺好处方,而是没人动手解决,所以我提倡行动至上。理论、方针、政策、部署都有了,就要强化抓落实的力度。”

  这样的理念,让当地群众获得感越来越强。

  2000年7月2日,烈日当空,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同志没打招呼,来到福州市棚户区连片的苍霞社区。

  陈永辉回忆:“那天天气特别热,习近平同志又是在下午两点最热的时候来的。当时的街巷窄得连车子都开不进来,他带着大家下车步行,走得满头是汗。”

  习近平同志来到正义路27号,这是一幢低矮的二层木屋,年久失修, 8平方米的空间挤着唐庆旺一家7口人。帮人宰鸭子为生的唐庆旺当时正在院里忙活。“他笑着朝我走来,让我带他到家里看看。”唐庆旺回忆说。

  “他身材高大,头都要碰到房顶了。”在蒸笼一样的木板房里,习近平同志详细询问了唐庆旺一家的生活情况,足足待了半个小时。

  从唐庆旺家出来,习近平同志向身边的干部接连发问。那一幕,让陈永辉终生难忘。

  “有谁的家人住在这样的房子,举个手!”没有人回答。

  “有谁的直系亲属住在这样的房子,举个手!”依然没有人回答。

  “大家知道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候来棚户区调研吗?就是想让大家亲身体验百姓疾苦,加快棚改步伐。”

  随后,习近平同志就近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棚户区居民代表座谈。他说,改革开放已经20年了,我们千万不要忘了那些生活条件困难的群众。我们是人民政府,要记得政府前面“人民”二字,要将心比心,雪中送炭,把钱用在急群众之所急的项目上。

  走出会场时,他又对围在会场外的群众说,政府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盼,把好事办好。“当时,在场群众掌声雷动。”陈永辉说。

  7月10日,习近平同志调研后第八天,苍霞棚屋区改造工程正式拉开帷幕。当年春节,唐庆旺一家就搬进了60平方米的新居。次年5月1日,涉及苍霞社区3441户、近万人的回迁安置房全部竣工。

  直到今天,唐庆旺对当年的习近平省长仍心存感激。“盼新房盼了几十年,他几个月就让我们住上新房。他提倡的‘马上就办’,我们就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和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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