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段祯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三星堆的发现和认知过程，是几代考古学家锲而不舍的追求，又极具传奇色彩——从上世纪30年代三星堆开展考古工作的80余年来，冯汉骥、陈德安、陈显丹等众多考古人接续奋斗，相继参与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工作，围绕三星堆以及古蜀文明、天府文化的研究持续不断，高潮迭起。

三星堆发现的历程，也是一代代考古学人披荆斩棘、上下求索、砥砺前行的历程。他们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唤醒了沉睡几千年的古蜀文明，逐步将曾经的传说还原成了历史的真实，让后人更好地了解神秘的三星堆、古蜀文明和灿烂的中华文明。

葛维汉

首次确认遗址的真实存在

1884年3月21日，大卫·格拉汉姆出生在美国阿肯色州，后来他来到中国，取中文名为葛维汉。1932年，葛维汉来到成都华西协合大学任教授，负责文化人类学和考古学两个科目。与此同时，戴谦和在华大建立博物馆，葛维汉被任命为考古、艺术和人类学博物馆馆长。

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鸭子河南岸，最早于1929年在燕家院子发现。1931年，葛维汉开始关注到这些神秘的“广汉玉器”。1934年，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的葛维汉，在广汉县长罗雨苍的邀请之下，组织了一支考古队，带着审批手续来到广汉，开始了在三星堆的首次考古发掘。这次发掘活动持续了10天，共出土文物600多件，包括石璧、石环、石斧、绿松石、料珠和陶器等。这些文物在广汉公开展示了三天，一时轰动。随后，罗雨苍代表广汉，把全部出土文物赠送给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

1936年，葛维汉将对三星堆遗址的首次发掘过程整理成了《汉州发掘简报》，发表于《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第六卷，大量绘图、照片和文字说明，详细地公布了最初的研究成果，他在报告中大胆推测，器物的年代上限为铜石并用时代（新石器晚期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段），下限大约为公元前1100年（距今约3100年），这一认知首次确认了遗址的真实存在。

冯汉骥

推测三星堆一带可能是古蜀国的一处中心遗址

作为川大考古的奠基人之一，冯汉骥早年留学美国，取得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应邀到四川大学任教以后，将现代考古学理念带到这里，与徐中舒的“考古学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理念很好地结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雷兴山表示，“可以说，正是徐中舒、冯汉骥等先生的筚路蓝缕，奠定了川大考古的底色。”

2018年，在永陵落成1100周年暨科学考古发掘75周年之际，史料中关于永陵修建、发掘的只言片语，重新变得鲜活起来。特别是抗战时期，对永陵的科学考古发掘，成为一座彪炳史册的丰碑，投身其中的专家学者令后人敬仰。主持这次考古发掘的，正是冯汉骥。

战火纷飞的1940年，为了躲避日军飞机轰炸，人们在“抚琴台”边挖建防空洞，无意中发现砖基。当时正在筹建四川博物馆的四川大学教授冯汉骥听闻此消息，立即赶往现场，判断此土堆系一座墓葬，由此揭开了永陵发掘的序幕。时至1942年，冯汉骥等考古工作者正式对永陵进行科学发掘。千年帝陵重见天日，出土了王建石像雕刻、玉大带、谥宝以及雕刻了24乐伎的棺床等数百件文物，郭沫若也为之惊叹。

1953年宝成铁路开工后，冯汉骥带领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博物馆人员多次到三星堆一带开展考古调查和试掘，不断有新发现。冯汉骥教授当时即推测这里可能是古蜀国的一处中心遗址。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里始终未能展开系统、持续的科学发掘，对三星堆的认知仅属冰山一角，其真实面目仍然锁在迷雾中。

陈德安 陈显丹

主持发掘“两坑” 三星堆“一醒惊天下”

1980年11月至1981年5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王有鹏先生的带领下，启动了三星堆遗址新一轮考古发掘，发现了18座房屋基址以及大量灰坑等遗迹、出土大批玉石器和陶器，可谓硕果累累。本次发掘形成的科学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明确提出，该遗存是“一种在成都平原广泛分布、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考古学文化。这一新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很快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1986年夏，三星堆两大祭祀坑终于石破天惊，惊艳世界。1986年3月，四川省考古所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实习队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发掘，实习发掘刚刚结束，在距实习地点二十米开外的砖瓦厂取土过程中，两个祭祀坑先后突然现世：大型青铜立人、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青铜神像、黄金面罩、金杖、大量玉器和象牙陆续出土，立即在国内外产生轰动。主持发掘“两坑”的两位考古学家“二陈”——陈德安、陈显丹很快为世人所熟知。

从1984年开始，一直到2005年，陈德安一直在三星堆遗址考古站任站长，亲历了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考古发掘。据陈德安回忆，1986年7月18日上午9点左右，附近砖瓦厂的工人风风火火地闯进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办公室，说：“陈老师，烧砖取土挖出东西来了，有铜的、石头的，还有刀，很漂亮的刀！”“难道发现了古代的兵器？”深知这一发现重要的“二陈”立刻赶到现场，一眼即识出被称作“刀”的东西原来是玉戈、玉璋之类的玉石器。

7月30日，一号祭祀坑正在连夜赶工发掘。凌晨1点左右，一块金黄色的东西从坑内骨渣中露了出来。“陈老师，这里好像有一条鱼！”清理泥土的农民工大喊。值夜班的另一位考古领队陈显丹赶忙用竹签和毛刷剔掉上面的泥土，果然露出了鱼鳞纹。渐渐地，鱼“越长越长”，一根略带扭曲的金器露了出来。

“我们之前以为一号祭祀坑是墓葬，这根金杖出土时是扭曲的，大家都以为是蜀王的金腰带。”陈显丹回忆，他克制着内心的激动叫来陈德安。陈德安立刻动身回成都汇报，另一路则赶到广汉申请武警支援。尽管他们要求不要声张，结果，第二天，“发现蜀王金腰带”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数千人从周围赶到现场，考古工地四周人山人海，比过年还要热闹。这根“金腰带”，就是后来被确认的金杖。

考古攻关

再度启动发掘 期待未解之谜

1986年的发掘，让三星堆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视野和格局；时隔34年，三星堆再度引发关注热潮。

2020年2月，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雷雨在央视一套《开讲啦》节目中透露——继一二号祭祀坑之后，三星堆三号坑已经被发现。其位置正好在一、二号祭祀坑旁，并且已部分揭露出一件青铜大口尊。

据雷雨介绍，就在2019年年底，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旁，三号坑被成功发现。当时，考古人员在二号坑旁进行勘探，在挖出来的探沟中，露出了一平方米左右的灰坑。“有戏！”大家心里一喜，于是紧接着对此处进行解剖。12月2日，现场考古人员在距地表1米深左右，发现了疑似青铜器。考古人员请来了当年发掘三星堆祭祀坑的领队陈德安。陈德安蹲下去仔细辨认后认为是青铜大口尊。几天后，大口尊身上的兽头也露了出来……

2020年9月，三星堆宣布：再度启动发掘。全国各地的重量级考古学专家齐聚广汉，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重回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发掘现场，心潮澎湃。1986年，霍巍刚刚研究生毕业，作为一名助教，他带领川大的学生在这里参与了考古发掘。数十年后，当年的助教如今已经年近花甲。霍巍认为，祭祀坑即将开始的发掘，“会给中国考古带来新的天地。”

探索从未停止……

神秘的三星堆，充满了魅力，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考古人薪火相传、初心未改，对三星堆的探索从未停止。

此次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有来自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多家单位的年轻考古人参与其中——他们手持铲子和毛刷，让历史在覆盖的尘土中娓娓道来，让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熠熠生辉。此次重启三星堆发掘，不仅规模更大，更重要的是，我国考古学研究能力已发生深刻变化，许多研究和保护技术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集中了全国众多科研单位的三星堆考古攻关，相信众多的未解之谜将在持续的发掘中逐一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