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15-01-19 信息来源：不详

    随着国发43号文和国发60文的出台，ppp热进一步升温，呈过热状态。虽然中央一再强调规范，但实际操作过程差强人意，ppp热背后孕育着巨大的风险。所谓成也ppp，败也ppp。

    PPP背后深层次问题要解决

    前段时间，国内外热炒中国城市破产论，理由是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率严重超标。中央政府主动通过一系列的文件和政策，堵住了政府直接融资的闸门，并且通过国发43号和60号文，明确了未来政府主要依靠政企合作(PPP)解决城镇化的建设和运营管理资金问题。但是政企合作（ppp）需要跨年度的预算平衡，不同于过去收付实现制的财政制度，对政府的债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对投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中国地方政府是否会破产，我们进行了专题研究，我们从研究底特律破产案件开始，研究了不同城市的破产案例，从中得到很多的启示。我们总结国外城市破产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现金流入不敷出导致的，这类破产一般来说是可以救助的；另一类是城市被其消费者抛弃产生的衰落，这是难以救助或不可救助的。我们认为作为中心城区的底特律，是被消费者抛弃的城市，这个城区本来是有自己很好的消费者的，在城市管理的过程中，城市核心消费者得不到不到足够的重视，或者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些城市消费者往往也会面对其他区域的诱惑，主动抛弃了这个城市，这是其破产的根本愿因。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一个城市一定要搞清楚自己城市的核心消费者是哪些类型，要围绕这方面做好工作，让城市消费者不断聚集、不断调整，维持一个城市核心消费者的稳定发展是一个城市可持续的关键。我们看到中国很多资源型城市，面对着资源即将枯竭，又没有对城市消费者进行深入研究和对城市发展进行战略调整，这种状况非常危险，很容易使这些城市走向衰落，最终导致不可逆转的破产。

    现在各级政府都对政企合作（PPP）抱有极高的热情，似乎ppp成了救命稻草，对此我们深感忧虑，我们认为在这样几个深层次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新型城镇化转型存在巨大风险，城市破产的概率比过去由城投公司主导的时代也许还要高。

    一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倾向。最近我在研究底线思维问题，规范操作是政企合作（ppp）中起码的底线思维。地方政府对规范操作这个问题并未引起充分重视，把政企合作（PPP）项目当作过去的招商引资项目来操作，没有规范的操作流程，没有专业中介机构的介入，导致没有科学的决策依据，甚至没有底线，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倾向比较明显。

    二是寅吃卯粮问题依然突出。官员只管任内事，就项目解决项目问题，只要能够融到资金，使用什么样的办法都行，管他以后怎么办，急功近利思想明显。

    三是忽视系统性的风险。如果一个城市有一个两个小项目的ppp，一般来说不需要有太多的担心，但是现在动辄几十个几百个项目，投资数额达几百到上千亿，系统性风险系数极大提升。PPP一般来说是项目融资模式，是用未来收益支撑的现在投资，这个未来收益应该是几十年的收益，但究竟未来的财政能力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有人关心。在接触了很多找我们做PPP项目的政府后，我们的忧虑更深重了，政府对未来财政能力没有科学的预测，投资人也很少实质关心政府长期偿债能力，没有人对政府长期发展及信用能力进行系统性研究。

    这些问题没有解决，ppp只能是虚热，因为制约ppp发展的根本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绕了一段弯子后，还要回到原点。

    投融资规划让PPP更好发挥作用

    对政企合作ppp的研究和实践，我们已经深耕多年，更早追溯到荣邦瑞明总经理陈民先生本世纪初对北京地铁四号线的ppp实践；城镇化领域的ppp的最早实践是荣邦瑞明副总经理彭松先生2006年做的长阳项目。长阳客户希望我们帮助其研究城市规划落地问题，重点是帮助其算算账，看看能不能平衡。客户的目标是规避城镇化中已经存在的问题，尽量让城镇化少留遗憾。

    我们在充分研究当年城镇化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城镇规划落实是所有城市规划存在的共性问题，这是城市建设的管理体制所决定的。在规划和建设之间缺少了投融资的规划或策划环节，使得规划落实问题没有人真正考虑，因此我们当年提出一种方法论——投融资规划。

    投融资规划的理论和方法分别在《投融资规划——架起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桥梁》和《政企合作——新型城镇化模式的本质》中都有详细阐述，这里不赘述。这里重点谈谈投融资规划方法的作用。

    通俗地说，投融资规划方法架起了三个桥梁：一是架起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桥梁，一个是架起政府和市场的桥梁，一个是架起项目和资本的桥梁。只要把这三个桥梁架设的好，规划落地问题似乎也就不成问题了。可是仅仅从桥梁出发，我们感觉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是不够透彻，我们还是要深入挖掘，规划落地的主要客户群体是谁，他们关心什么问题？

    我们通过深入的剖析，找到了影响规划落地有四个最重要的主体：一是政府，负责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建设和管理；二是房地产开发商，负责投资居住、商业和旅游地产等项目，为城市发展提供经营和居住的空间；三是生产性和服务性企业的投资人，为城市和乡村贡献产品和服务，为城市里的人提供就业等；四是原土地所有者，这是土地原住民，有城市土地上的居民，也有农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的提供者，这些土地是城市建设用地的根本来源。这四类主体必须协同起来，一个城市美好的规划才能成为现实。

    研究表明，这四类主体需要解决好这样两个问题才能真正把规划落实问题搞定。无论是政府还是投资人，对这个城市规划描述的前景要有信心，这是其一；这个区域要给投资者带来信用支持，也就是未来要有好的现金流，这是其二。这些现金流要支持政府完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并且能够支持正常运营的支出；这些现金流还能够为企业的投资形成稳定的回报，既能够满足还本付息需要，还要有适当的利润率水平；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有解决原住民问题的现金流支持，不仅要为原住民解决一次性补偿、安置、资产交易费用，还要为其考虑长期生存和发展的现金流保障。

    投融资规划方法表面上解决的是规划落地、项目对接以及政府和市场衔接问题。但要解决好这些问题，还需要充分考虑这些问题背后更深层次矛盾的解决，这个深层次的东西就是信用和信心的问题。

    我们把投融资规划方法总结成123模式，即一个方法，两个信，三个桥。投融资规划方法是在2006年推出的，当时城市舆论的主导方向是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大包大揽。但是，我们和长阳镇政府不为形势所迷惑，形成一个看起来超前实际上是抓住了问题本质的共识：城镇化一定是政府和市场跳的双人舞，政府的独角戏肯定是唱不下去的。《长阳模式》之所以能够成功，本质上体现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在这个过程中，让政府发挥了更好的作用。

    投融资规划方法表面上是为城市政府服务的，实际上是站在市场主体的角度，为市场主体真正能够愿意与政府一起合作（PPP）进行了很好的规划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