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看法是，四川古属西南夷，没有什么足以称道的文化，而且蜀道艰难，与中原文化隔绝，四川古史几乎为一片空白。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好像是一缕曙光，逐渐将这迷茫荒昧的黑暗照亮了。”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曾这样评价三星堆的发现，并将之与世界考古学史上的特洛伊、尼尼微等著名发现相提并论。

“文化的开放性是所有文明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段渝，长期致力于古蜀文明的对外交流研究。他认为，从三星堆、金沙遗址出土文物来看，古蜀文明一直是开放包容的。“古蜀文化的来源是多方面的，既有古代巴蜀的本地文化，也接受了其他外来文明的影响。除了受到中原、长江中游等文化的影响，古蜀文明与世界文明也有着广泛的联系。”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薛维睿

推测1

关于海贝

将出土海贝的地方在地图上连接，正是中国西南与印度地区的古代交通线路——蜀身毒道。但三星堆的海贝并非通过云南进入，应该是从印度地区直接进入古蜀；除了印度洋，三星堆的海贝还来源于东面的南海

推测2

关于象牙

古籍中大量证据表明，南亚印度地区野象成群，而且战士们通过“象军”作战。三星堆的象牙很可能直接源于象的原产地印度地区。结合同一时期来源于印度的海贝，可以进一步印证商代古蜀与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

推测3

关于青铜器

古蜀人很可能采借了域外文明的相关文化因素，再加以本土化的创造制成各类器物。而这种文化的采借，在于强化蜀国的王权与神权，巴蜀文化也并未因此而出现结构性演变

A

地处内陆的三星堆

为何出现海贝？

对于商代的古蜀人来说，齿贝主要是充当对外贸易的手段，可以说是古蜀王国最高神权政体的“外汇储备”

1986年，大批海贝在三星堆出土。其中有一种环纹货贝，大小为虎斑贝的三分之一左右，中间有齿形沟槽，只产生于印度洋深海水域。

地处内陆盆地的三星堆，为何会出现如此之多的齿贝？段渝认为，三星堆的海贝应该是来源于印度洋北部地区（主要是孟加拉国湾和阿拉伯海之间的地区）。史料记载，印度地区不仅自古富产海贝，印度洋北部还有以齿贝作为货币的传统。

“三星堆并非唯一出土海贝的地区。”段渝表示，云南大理鳌风山墓葬中出土的海贝，年代大约在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海贝更多达14.9万枚，年代为战国末至西汉中叶；此外，云南大理、楚雄、昆明、曲靖等地，以及四川茂县、西昌等地，都有海贝出土。“将这些出土海贝的地方在地图上连接起来，正是中国西南与印度地区的古代交通线路——蜀身毒道。”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入市。”“蜀身毒道”因此得名，“蜀”为四川，“身毒”即印度。这条通道也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从保山等地进入缅甸、印度，再从印度翻山越海抵达中亚，最后直至地中海东岸。

那么，三星堆出土的海贝是由云南各地转运而来吗？段渝认为，从“蜀身毒道”各地出土的海贝来看，三星堆的海贝年代在商代中、晚期，而其他地方最早为春秋时期，相距时间长达千年。因此，三星堆的海贝并非通过云南进入，应该是从印度地区直接进入古蜀。这说明，早在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文明与南亚文明已经有了文化交流。

三星堆出土的海贝数量不少，古蜀人用这些海贝做什么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认为，当时海贝作为珍贵的物件，很可能被古蜀人用作货币。“海贝量少，不易得，便于储存，存放时间较长，同时方便携带，容易计量，这些都是能作为货币使用的特点。”

段渝说，不少历史文献表明，云南从汉晋至明清时期，在商道附近均使用贝币。《马可波罗游记》里也提到，昆明一带“用白贝作钱币，这白贝就是在海中找到的贝壳”，并指出，“这些贝壳不产在这个地方，它们全从印度来的。”以此推测，“对于商代的古蜀人来说，齿贝主要是充当对外贸易的手段，可以说是古蜀王国最高神权政体的‘外汇储备’。”

除了西面的印度洋，三星堆的海贝还来源于东面的南海。这些海贝通过广东、广西、贵州，到达四川，“这条道路在汉代是通畅的，往上追溯可到商代。”段渝说，广东、广西、贵州等地，现在都未发现商代时期的海贝，这些来自南海的海贝也应该是从南海直接进入。而在广东和香港地区，都发现了三星堆的牙璋，这说明三星堆文化在当时已经辐射到这些区域。

B

祭祀坑中大量象牙

也是外来产品？

将象牙储存在神庙之中，这些象牙可能是财富，也可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虽然四川还未发现雕刻精致的象牙器皿，但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中，有的被切成饼状，还有的已经加工为圆柱状或棍状

除了海贝，三星堆祭祀坑中也出土了大量象牙。著名的青铜大立人像，其立足的青铜祭坛基座的中层，是由四个大象头形象勾连而成。在金沙遗址祭祀区，象牙出土的数量更为惊人，多达百余根。金沙出土的一件玉璋上，也刻画有一跪坐人像肩上扛着一根象牙的图案。

对于古蜀象牙的来源，学界一直有不同看法。孙华认为，现在四川地区没有大象，云南也只有南部的西双版纳有象。但在三星堆时期的蜀地，应该是有象存在的。根据环境考古研究，距今4000—3000年，气温比现在高2℃-3℃。同时，古代自然环境更好，四川地区楠木丛生，河流纵横，适合野象繁衍。因此，当时四川以及云贵高原，都应有野象分布。

在孙华看来，象牙并非文化交流的产物，而是古蜀人大量猎捕野象，将象牙储存在神庙之中。这些象牙可能是财富，也可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虽然四川还未发现雕刻精致的象牙器皿，但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中，有的被切成饼状，还有的已经加工为圆柱状或棍状。

“大象的来源值得进一步探讨。”段渝认为，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森林茂密，草木丰沛，但同时沼泽众多，自然环境并不适于大象生存。也有学者根据史料，认为大象来自于岷山山区。“岷山为高山峡谷的干寒地区，也不适合大象生存。而且，在岷山山区的考古发掘中，并没有发现象牙和其他象骨。”

商代时期的华北盛产大象，三星堆的象牙是否来源于中原地区？据《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商末“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从另一些古籍来看，周公率师将服象的商人逐于“江南”，象群南迁至荆南、闽、粤等地。段渝说：“无论史籍还是考古资料，均不曾有殷民逃往或迁往蜀中的任何痕迹。”而且，在三星堆时期，商、蜀时有交恶，商王朝也没有可能赐象与蜀。此外，云南地区虽然产象，但均分布在其西南边陲，而古蜀与云南西南并无交流，象牙应该也不是来自云南。

三星堆的象牙既不来自古蜀本地，也不源于中国其他区域，那是从哪里引进呢？段渝表示，三星堆的象牙很可能直接源于印度地区。结合同一时期来源于印度的海贝，可以进一步印证商代古蜀与南亚地区的文化交流。

C

令人惊绝的青铜器

是否域外文明？

西周以降，巴蜀文化中又出现了新的西亚文化来源（肉红石健珠、琉璃珠等），“这一方面表明巴蜀文化逐渐扬弃了神权政治，更加追求艺术和生活中美的享受,另一方面则表明，巴蜀地区与西亚的经济文化联系未曾中断,在久远的历史长河里延续和发展”

“青铜雕像可能并非我国的文化传统。”段渝说。从2号坑第一件青铜头像的出土，三星堆开始展现出令人惊绝的青铜文明。这些青铜人物雕像、青铜神树，以及金权杖、金面罩，在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也没有发现。在三星堆文化之前的宝墩文化中，也找不到这些文物的文化来源。

“这不能不使人考虑，这类文化因素的来源与域外文明有关。”段渝认为，单个文化因素可能是偶然现象，但青铜雕像、神树、金权杖和金面罩等构成的文化丛，显然说明商代的古蜀人吸收了外来的文化因素。

在西亚近东文明中，一直有青铜铸造雕像的传统。最晚在公元前3000年，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地区就出现了青铜雕像。在更早以前，大约公元前4000年，权杖也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欧贝德文化。同样，美索不达米亚可能很早就有黄金面罩和青铜神树的传统。段渝梳理，乌鲁克文化期娜娜女神庙和叙利亚毕布勒神庙下发现的青铜雕像,可能覆盖着金箔或铜箔。乌尔王陵出土了黄金制成的神树，上有带翅的山羊；安那托利亚出土的公元前2200年的神树，亦有各种人物和动物雕像；埃及古王国的浮雕，也有刻着满是奇珍异果、飞禽走兽的神树。

从艺术风格上来说，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物雕像，面部神态庄严肃穆、眼睛大睁、双眼在面部突出地位，“这与近东雕像艺术风格一致。”此外，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批文物中，如三星堆青铜神坛、戴兽冠人物像，金沙遗址玉璋上的肩扛象牙跪坐人像图案，都能看到近东文化中偶像式构图和情节式构图的艺术形式。

从传播路径上来看，可以从西亚向南，到印度地区，再通过“蜀身毒道”进入云南、四川。段渝认为，古蜀人很可能采借了域外文明的相关文化因素，再加以本土化的创造制成各类器物。而这种文化的采借，在于强化蜀国的王权与神权，巴蜀文化也并未因此而出现结构性演变。

随着古蜀国政权的没落，部分文化传统逐渐衰弱。西周以降，巴蜀文化中又出现了新的西亚文化来源（肉红石健珠、琉璃珠等），“这一方面表明巴蜀文化逐渐扬弃了神权政治，另一方面则表明，巴蜀地区与西亚的经济文化联系未曾中断,在久远的历史长河里延续和发展。”